在历史的长河中，清初的名臣张英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引人注目。他习惯于早睡，晚九点便熄灯就寝，清晨日出时再起床工作。有人曾戏言，何不享受夜生活，如与同仁小酌几杯。这并未成为现实，因为当时的都察院有一项禁令——文武官员，私宅免见。
这项禁令，又被称为谒禁或禁谒。在古代，它指的是不许接待来访者或不许随便拜访别人。这一制度起源于晚年，目的是为了抑制官场上的“干进”与请托之风。后来，这一制度被推广至各个官府，门首竖起谒禁的小牌，某些重要的法律机构如大理寺等更是加上“不许出谒”的提示。
这一禁令虽然冷峻，似乎有悖于人情世故，但对于防止腐败和山头主义的出现，效果却是显著的。在皇祐、嘉祐年间，未实行谒禁时，官员们纷纷奔走请托，尤其是法官更为明显。当嘉祐三年实行谒禁后，官风焕然一新。政论家陈师锡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当时为“嘉祐之治”，仁宗晚年的这一决策被赞为“甚盛之时，远过汉唐。”
历史总是充满了循环往复。革故鼎新之后往往会回到原点。谒禁制度也不例外。在起用“六贼”之后，谒禁成为了一纸空文。官员们纷纷在清晨拜访府邸，不求见面，只是将礼物放在门房，期望被太师注意到。
一旦谒禁失效，官场的作风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官员们背后的动机无非是为了升学、就业、谋职、升迁、生意、拿项目和诉讼。例如，蔡京明码标价卖官鬻爵，而“六贼”则结党营私，，无恶不作。这些行为导致了国家的衰败。
历史走到晚明时期，由于嘉靖等皇帝的怠政，谒禁制度被废弃，满朝官员都成了交际族。吏部尚书赵南星指出了当时的问题：官员们以官爵为性命，以贿赂为交际。没有了谒禁制度的约束，朝野处处帮派林立，党争频仍。
清初的统治者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们在谒禁问题上进行了持久的努力。特别是皇帝，不惜背负“刻薄寡恩”的骂名，致力于官员作风建设。史载雍正一朝，无官不清，为盛世的奠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切表明，官员的作风问题至关重要，它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