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义责任的微妙区分
在日本，有一部分民众认为刘鑫在法律上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特别是在司法程序并未对其定罪的情况下。日本社会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仅关注法律层面的责任，更强调个人的道义责任，尤其是对待帮助过自己的人。
设想一下，如果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日本，获救者的家庭很可能会对施救者的家属表达深深的感激，并长期参与悼念活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鑫在事后对江歌母亲表现出的疏离行为，这在日本社会中被视为缺乏道义担当，引起了广泛的舆论批评。
文化差异影响行为解读
“耻文化”与个体界限：在日本，个体的行为更多地受到“耻文化”的约束，而不是像在中国那样接受道德审判。在日本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界限感更为强烈，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刘鑫的避险行为虽然显得冷漠，但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来看却是可以理解的。
人际关系的疏离性：日本社会存在一种外热内冷的特性，即使是熟人之间心理距离也相对较远。这种文化背景可能导致部分日本人难以理解中国舆论对刘鑫的强烈道德谴责。
具体行为的争议性
刘鑫的锁门行为是引发争议的关键细节。日本警方在调查初期就曾怀疑其行为存在矛盾并可能涉案，这一行为甚至影响了华人群体在日本的形象。日本媒体如富士电视台在复盘案件时明确指出这一行为存在道德瑕疵，引发了部分日本观众的愤怒。
综合来看，日本社会的评价更倾向于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理性判断。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日本民众对于道德义务的认知与中国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和解读，反映了两个国家在社会文化价值观方面的独特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