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倍晋三的国葬计划引发的广泛争议，已经席卷了整个日本社会。日本于今年正式批准了耗资高达2.5亿日元的预算，这一数字不仅创下了前所未有的高标准，更是激起了民众关于国家资金分配和优先次序的质疑。要知道这笔费用包含了日本武道馆的场地布置费用高达约2.1亿日元和租借费用约3000万日元，以及防疫措施、同声传译和接送车辆租赁等支出。令人瞩目的是，这一预算并未涵盖安保费用^[1][5][7][8]^。对比之下，这一金额相较于前任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联合葬礼费用增加了约5700万日元^[1][7]^。
争议的中心点有几个重要的方面：
经济合理性成为争议的焦点。在日本经济仍受疫情困扰、物价飞涨和日元贬值的背景下，民众对花费巨额纳税人资金举办如此高规格的葬礼的必要性表示质疑。甚至有一些高中生站出来抗议，认为应该优先考虑解决疫情带来的困扰，而不是花费大量资金来举办国葬^[3][6]^。
法律依据的缺失也引起了广泛的批评。批评者指出，“国葬”这一概念在日本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依据。一些学者更是担忧，这样的举动可能存在“利用”的嫌疑。更令人担忧的是，未经国会审议便直接动用预备费的行为被认为是对财政民主主义的破坏^[3][4]^。
民意分裂的情况愈发严重。多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民众反对这场国葬，而只有大约30%的民众表示支持^[3][5]^。截至今年9月，日本各地的市民团体已经发起了诉讼，要求停止这场国葬，原告人数已经达到了惊人的576人^[3]^。
外交争议也成为了这场国葬计划的一大难题。邀请台湾地区参加国葬的举动引发了中国的强烈抗议，同时这也加剧了安保压力。预计会有大量的外交代表团以及潜在抗议者出席，这使得原本复杂的局势更加难以预料^[4][8]^。
尽管日本强调国葬可以促进“吊唁外交”，并希望通过此举展现国际间的团结与尊重，但自民党与统一教的关联再次被提及并引发舆论质疑^[2][3]^，这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其的信任度。这一不仅揭示了日本社会内部关于价值观、财政优先次序的深层次分歧，也考验着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时的决策能力和外交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