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支架：生命的双刃剑
如同小小的伞，心脏支架在关键时刻撑开，让生命的血液重新流畅。近年来，这把“生命之伞”的使用量在我国急剧增长，但其背后的故事并非都是生命的奇迹。
据中国医疗外科植入专业委员会统计，我国心脏介入手术从2000年的仅2万例激增到2011年的40.8万例，短短11年间，心脏支架的使用量暴增了20多倍。这种快速增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心脏支架的滥用现象逐渐浮出水面。
心脏支架的滥用比例目前尚存争议，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存在将支架植入到本不该使用的患者身上的现象。这一现象在各国都有发生，欧洲的比例为10%～15%，而我国的情况更为严重。
心脏支架的增长使用量与我国心血管病发病率的增长密切相关。心血管疾病在我国被称为“第二杀手”，患者数量已超过2.7亿。随着患者群体的扩大，心脏支架手术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一些医院的医生每天都需要进行数十台心脏支架手术。
心脏支架手术并非完美无缺。国家对于心脏支架的手术费用有明文规定，但支架本身的价格却复杂多变。一个几毫米大的支架，国产和进口的价格差异巨大。患者往往因为价格差异而选择进口支架，因为谁也不愿拿生命去赌。
除了价格问题，心脏支架的使用还存在其他隐患。一些心脏支架生产企业的营销战线直接针对医生，个别医院和医生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会为一些不适合做支架手术的患者植入支架。这种现象引发了人们对医生医术、执业理念和医德的质疑。
对于那些面临是否需要做支架手术困惑的患者，他们面临的不仅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是对医生医术、理念和道德的考验。心脏支架手术虽然是治疗冠心病的有效手段，但术后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物，这些药物有可能引起出血；而支架本身也可能造成血管堵塞，且一旦植入就无法取出，给患者带来长期的不便与压力。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支架使用，国际医学界已经研制出可吸收的支架。但如何界定心脏支架的滥用，仍然是一个难题。因为涉及到判定标准和医生的医德、医术水平等问题，很难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和手术理念，有的医生认为需要大修，有的则认为只要能使它运行就可以。但到底哪个是对的，是否存在过度治疗，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心脏支架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够拯救生命，也存在滥用的隐患。我们需要更加理性地看待它，同时也需要加强对医生医术、执业理念和医德的培训和监管，以确保其合理使用。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医学专业知识，普通病人往往无法自行判断。在此背景下，心脏支架的使用范围扩大，甚至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一个患者被植入七八个心脏支架的极端案例。
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专家吕济源为我们揭示了背后的医学考量。过去的医学观念认为，血管狭窄达到70%就需要放置支架，但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不同个体的血管弹性存在显著差异。有些人即使血管狭窄达到80%，心脏也并不会出现缺血现象，自然无需放置支架。
山西省卫生厅的专家刘洋指出，过度精细、探源、机械的西医治疗趋势已经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反思。当前的医疗实践更加关注从整体和宏观的角度出发，进行对症治疗。许多冠心病患者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就能有效缓解病情，如果适应症不明确，完全不必在心脏内植入支架。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我国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进行严格管控。从2007年开始，卫生部出台了一系列心血管介入诊断技术相关管理办法，对实施心脏支架手术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介入诊断项目进行“三准入”管理。这些办法要求公开资质信息，并定期组织考核评估。刘洋表示，这种在三方资质上的严格限制，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心脏支架手术的质量安全，已经取得了明显的实效。
治本之策还在于加强医疗从业人员的人文教育。如果医学教育过于专注于具体操作技术，而忽视对病情的全面分析，将会影响社会对医学界的信任。在我国医学院校中，相关课程设置的缺失应当引起重视。
有受访人士建议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制定更加严格和具体的支架使用标准。例如，新加坡对超过3个支架的医保费用有严格规定，需要手术医生向专门机构陈述理由。南京已引入国际的支架使用判断标准，通过测试患者血流来判断心肌是否正常。尽管这一标准已经在一些医院得到应用并减少了支架使用数量，但测试费用较高，医保报销部分也有限，患者负担仍然较重。
在此背景下，业内人士呼吁使用国产心脏支架以降低患者就医负担。目前，国外产品因研发和推广成本较高而垄断市场，价格居高不下。医学专家建议，在鼓励研发的应加大资金投入、提高技术门槛并制定更高标准的质量管理条例。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国产支架的竞争力，减轻患者和国家的医药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