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律沿革与处罚规定
在追溯至北洋时期（1912年）的法治建设时，我们注意到《暂行新刑律》继承了《大清新刑律》的传统，首次将堕胎列为刑事犯罪。在这一时期，堕胎行为被视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对实施堕胎的妇女、协助其堕胎的医师、药剂师以及强迫妇女堕胎的人，都将面临法律的制裁，刑期最高可达三至五年。
随着时代的变迁，到了南京国民时期（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305条对堕胎行为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其中，孕妇自行堕胎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金；而那些受孕妇委托或同意协助堕胎的人，面临的刑期则是两年以下。若因协助堕胎导致孕妇死亡，刑期将增至五年。而在1935年的修订中，更是新增了条款，针对以营利为目的协助堕胎的行为，刑期提高至六个月至五年，并附加罚款。非自愿堕胎，如因强迫或欺诈而进行的堕胎，最高可判处七年有期徒刑，若导致死亡，则可能面临无期徒刑的惩罚。
二、社会影响与司法实践
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了堕胎的处罚，但在民国时期，地下堕胎的现象仍然泛滥。由于法律的禁止，正规医院往往拒绝提供堕胎服务，这使得许多孕妇被迫寻求民间的土法或者游医的帮助，而这种情况下的堕胎行为往往伴随着极高的致死率。在司法实践中，尽管法律对堕胎行为的处罚十分严苛，但由于社会需求广泛，司法机关往往在实际操作中给予轻判，这使得法律的威慑力大打折扣。未婚或非婚怀孕的女性在社会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被迫冒险堕胎的现象十分普遍。
三、历史背景
民国时期堕胎罪的立法源于清末时期对西方法律的效仿。这一立法逻辑与传统的中国社会对于堕胎的宽容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冲突。在1949年后，中国大陆废除了这一罪名。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法律明文规定堕胎为违法行为，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法律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法律的规定往往无法有效地约束人们的行为，而社会现实又常常使得法律执行变得困难重重。这一历史背景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民国时期社会、法律和文化的重要视角。
民国时期的法律规定明确将堕胎列为违法行为。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受到了社会现实的影响和制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道德和的严格把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法律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