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0年，苏联成为全球首个将堕胎合法化的国家，这一决策的初衷在于保障妇女的权益。这一政策在十年后因为人口锐减问题（到1950年，仅有40%的适龄女性选择生育）而遭到修改，重新禁止了堕胎。
这一政策的调整背景是复杂的。在二战后，由于战争造成的2600万伤亡，出现了大量的“无父亲新生儿”。在1945年至1958年间，这一特殊时期新生儿数量达到了惊人的1060万。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苏联不得不重新考虑其人口政策。
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形成的“堕胎文化”使得终止妊娠成为主要的生育控制手段。由于医疗资源的短缺，终止妊娠的操作并不规范，给女性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社会反响与内在矛盾在1979年，尽管堕胎被重新定罪，但在实际执行中仍然存在着隐性的进步。这一政策的反复背后，既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因素——将生育视为公民的义务，也有现实的考量——国土面积达2240万平方公里的苏联，却面临着人口分布不均的问题。
与政策限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在妇女平权方面的表现。在苏联早期，女性在权利、教育机会和经济独立性方面甚至领先欧美，性观念也相对开放。
历史中的特殊案例在1980年代的奥运会上，苏联曾研究利用怀孕来提升女运动员成绩的现象。这一反映出苏联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女性身体的工具化使用。
这种政策的摇摆揭示了苏联在妇女权益、人口战略与社会控制之间的深层矛盾。尽管在法律文本上有所进步，但实际执行中往往受制于国家的需求和现实的考量，形成了法律文本与社会实践的显著割裂。这种矛盾与冲突在苏联的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也给我们提供了对于社会进步与权益保障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