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在遗书中对儿子傅聪的“叛徒”之称，其背后原因深沉且复杂，这主要与傅聪出走英国及其国籍变更事件紧密相关。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个人选择困境，也揭示了父子关系的复杂纠葛。让我们深入剖析这一现象的多个层面。
我们必须注意到傅聪的政治身份转变。1958年，傅聪赴英国进修，因担忧个人艺术生涯无法继续而选择滞留不归。为了维持国际演出事业，他最终选择了加入英国国籍。这一决定在当时的中英未建交的背景下，被国内部分人士视为“叛国”。这一事件成为傅雷在遗书中称儿子为“叛徒”的重要触发点。
傅雷对儿子的期待充满了矛盾。尽管他在书信中强调“艺术家有祖国”，但他同时也希望儿子能够保持中国国籍，为未来可能的回归留下余地。傅聪的入籍决定彻底打破了这个期望，让傅雷感受到了“儿子永远无法回国”的绝望。这种绝望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被放大，使得傅雷在遗书中的措辞更为激烈。
我们不能忽视政治环境对傅雷的影响。傅聪的出走使得傅雷在特殊时期被定为“培养叛徒”的罪名，遭受了公开羞辱与批斗。傅雷在遗书中对儿子的指责，既是应对政治压力的无奈表述，也包含了对可能牵连到其他亲友的自责。
从情感层面来分析，部分观点认为，“叛徒”的指责更多是傅雷对教育失败的痛心，而非对傅聪的事实定性。傅雷晚年与傅聪的通信仍以艺术指导为主，并未直接批判儿子的选择。遗书中的激烈措辞可能混杂了保护妻儿、切割不必要关系的意图。
值得一提的是，傅雷夫妇在自尽前的行为显示出了他们的理性与责任感，他们妥善安排了存款、房租等家务事宜。这一行为也表明，傅雷在遗书中的激烈措辞不应仅仅被解读为对傅聪的责备，而是历史背景下个人家庭悲剧的缩影。
傅雷在遗书中称儿子为“叛徒”，背后原因涉及到个人选择、父子关系、政治环境以及情感投射等多个层面。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和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