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止中医”风波起波澜：从南京卫生会议到中医界的反抗
孙中山逝世前后，关于中西医优劣的辩论在报纸上愈演愈烈。到了南京国民时期，随着全国医疗体制的构建，这场辩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那一年，南京卫生部召开的全国卫生会议上，有一个声音格外引人注目——主张废止中医的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岩等人提出了针对中医的废止议案。会议的议题以及余岩提出的理由成为了当时社会的焦点话题。
余岩的立场是基于他认为中医存在四个核心问题。第一，中医的阴阳五行六气藏府经脉学说纯属虚构；第二，其源自纬候之学，缺乏科学论证；第三，中医缺乏现代医学的诊断手段，难以进行疾病分类和防疫工作；第四，中医的理论与现代医学的理念相冲突，阻碍了科学的普及。为了达成废止中医的目标，余岩提出了一个看似渐进但却十分激进的方案：中医需要向卫生部门登记并申请执照才能执业，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登记制度将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同时禁止中医教育和宣传。这一提案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当南京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的消息传出后，上海中医界迅速行动起来。他们联络各地的中医同行，组织抗议活动。不久后，各地的中医团体代表在上海集结，并于特定日期组成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请愿团向递交的请愿书中强调了中医的重要性，如中医的疗效、其在地域医疗中的不可或缺性以及其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等。这一行动表明了中医界的团结和决心。“废止派”与中医人士的争论愈发激烈，双方在各大报纸上发表文章，阐述各自的主张和立场。这一论战不仅关乎医学问题，还涉及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在此背景下，政治力量也介入其中。内部大佬对中医存废问题意见分歧，各股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也因此展开。最终的结果是维持现状的政治力量占据了上风，“废止中医案”并未真正实施。这一事件反映了医学与政治、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医的胜利不仅仅是医学的胜利，更是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平衡结果。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