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初期的政策背景（1950年代）
在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的政策对堕胎行为实施了严格的限制。1950年出台的《机关部队妇女打胎限制的办法》明确了苛刻的打胎条件及繁琐的手续，原则上禁止非医学需要的堕胎行为。紧接着，1952年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进一步紧缩了堕胎的适用范围，只允许特定健康风险的或已有六个子女的35岁以上妇女进行绝育手术。
这一阶段，尽管政策并未直接明示堕胎为“违法”，但通过行政手段实施的严格限制，实质上形成了对堕胎行为的事实性禁止。
二、计划生育时期的政策转变（1980年代后）
随着《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施行，女性的生育自主权得到了逐步确立。虽然法律规定了终止妊娠需遵循自愿原则，但仍存在两项核心限制：
首先是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及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这一规定旨在维护人口平衡和性别平等的原则。
其次是妊娠晚期（通常指28周后）除非有医学指征，否则不得随意终止妊娠，这一规定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医学的遵守。
三、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堕胎问题
在现代社会，我们的法律框架在保护妇女权益方面更加完善。民法典明确保护妇女的身体权，原则上承认妇女拥有堕胎自主权。
特殊情形下的堕胎仍受到法律规制。例如，未成年人需要在监护人的同意下进行堕胎，非法医疗机构实施堕胎可能涉嫌犯罪，强制进行的堕胎将会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术语中的“打胎”通常指的是早期人工流产，而“引产”则指的是中晚期终止妊娠。由于两者的性质和风险存在差异，因此受到的法律限制也有所不同。我们需要明确区分历史政策文件中的表述和当代法律概念，以避免产生误解。
